科学的初心,求真也求善

发布时间:2022-05-13 09:49
来源:中国消费网
科学的初心,求真也求善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科学文化始于1644年威尔金斯和波义耳在牛津创立的“隐形学院”,始于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用科技知识重建伊甸园的蓝图。

当代的科学文化,源于希望这群科学家寻求真善美,并把它们合二为一。正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拥有的知识越多,我们就离上帝越近,而不是越远。”波义耳把世界比作教堂,把自然哲学家比作牧师,认为自然哲学家应该探索自然来赞美上帝。牛顿热切地希望在自然哲学完善的同时,道德哲学能够得到发展。

科学史家默顿认为,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清教伦理与培根的功利主义原则一起,构建了适宜的文化氛围,确立了科学发展的目标。

科学最终溢出小圈子,流向大社会,以其鲜明的精神气质洗涤传统宗教神学文化,深刻影响西方思想和全人类。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仅是新科学诞生的标志,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起点。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波义耳和牛顿自然哲学背后的神学世界图景成为世俗世界图景,实验哲学成为科学。科学不仅改造了人类的精神生活,而且通过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然而,超出早期科学文化倡导者的想象,培根的科学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乌托邦并没有完全实现。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表现为一个全面扩张的过程,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财富和世界统治,却给非欧洲社会带来了贫困和奴役。然而,这一结果背离了培根的乌托邦理想,更不用说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了。

西方社会把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作为口号,把科学作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它再次颠倒了早期科学文化倡导者所设定的培根的科学-社会发展图式和价值论,使卢梭“科学技术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预言成为现实,把欧洲帝国公民的“自由民主”建立在非洲、美洲和亚洲人民的自由民主之上。

二战结束后,后现代主义者从消极的角度解释科学,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弊病——帝国殖民、生态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世界大战——是现代科学的结果;有些激进分子甚至认为现代科学纯粹是争权夺利的科学,培根和牛顿都是罪人。这激起了大众反科学、反理性的情绪,也让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质疑后现代学术,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对抗。

现代科学在其诞生时期并不与当代人文不相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只是在现代化进程开始后才发生的。

后现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的理性成长是人类走出蒙昧时代的关键。即使在今天,科学文化仍然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升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家罗素曾说:“理性可能是一种适度的力量,但它是连续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起作用。而非理性的力量总是在无用的冲突中互相摧毁。因此,每一次非理性的溢出,最终都强化了理性朋友的力量,并再次表明理性是人类唯一真正的朋友。”总的来说,科技的发展抬高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基准线,使得地球可以供养的人口数量从公元0年的1.5亿左右,上升到今天的78亿。这难道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科技的美好吗?

不是每个文明和每个时代,科学和人文都会反对。科学体现了人们对自然探索的思想、行动和成果,它本身就是一种人性。人生观的讨论不是人文学者的专利,也和科学有关。

科学-人文,自然-道德,理性-信仰,本来是密切相关的,有两个时代值得回顾。

第一,大约2500年前,希腊人在综合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波斯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发展出了遵循相同认知规则和标准的系统的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因此,如何处理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关系,成为希腊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强调人类善恶的价值判断应以“知识”为基础。他继承了柏拉图的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净化理论,把数学作为灵魂净化的手段,在他的书院门口挂上了“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牌子。他在《蒂米奥》的开头也花了很多时间讲述发达的大西岛文明因地震而沉入海底的故事,暗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宣称“理性的生活是上帝对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尼古拉·凯尔伦理学》第10卷第8节),而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的修辞学与智者修辞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依赖真理,而智者依赖诡辩。这三位希腊哲学家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把理性作为通向美德的根本途径。在这里,我们不妨用“从真理中判断善”来概括一下希腊先贤所倡导的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关系论和理性-德性价值论。

其次,经院哲学建立数百年后,新艺术、新宗教、新科学接踵而至,表明人类的知识王国因人类思想和物质成果的重新汇聚而有了新的融合和创新。培根、波义耳、牛顿等人作为16、17世纪新科学的倡导者和奠基者,把新科学作为导致培根“第三自然”的基础,只是重申了希腊先贤关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关系的观点。

回顾历史,我们得出结论,科学发展和道德发展不能完全分开。以真与善、科学与人文分离为前提来考察或处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者只考虑善而忽视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我们应该一再指出,科学的理想形态是求真与善学相结合的科学,科学文化的理想形态是坚守真学善学科学价值论传统的理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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